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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獨立自主的人民幣匯率政策原刊於人民銀行季刊《北京征信》 2009-02-28
前言：人民幣匯率問題一直爲國人以及美歐等關注，關於此有多方論述。其實分析美歐等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論調，其政治意圖顯而易見。人民幣匯率事關全局，對各國要求人民幣匯率升值的要求相對應，我們也必須以國家的整體利益爲重，堅持獨立自主的人民幣匯率政策。目前人民幣匯率問題又成熱點，美國的雜音不斷，而歐盟的三巨頭在南京又提到人民幣匯率升值話題。以美國社會的雜音爲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理據是中國對美出現貿易順差，人民幣應該升值，但中國政府人爲操縱匯率，把人民幣與美元挂勾，於是保持人民幣的低匯率。似乎在說，人民幣升值便可以解决貿易失衡問題，减低美國的失業率，甚至房地産泡沫問題。中國並沒有搶走美國工人的職位美國對華貿易出現逆差，是因爲美國從中國輸入更多以前從亞洲其它國家輸入的産品（圖一）。其中不少出口産品的原材料都是來自其它國家，包括美國本土。溫家寶總理曾經指出，中國出口的産品，65%是中外合資或者是外國獨資企業生産的，一半以上是來料加工（圖二）；出口産品中的許多豐厚利潤，都被外商拿走了。從圖二可知，美國進口的中國産品多含美國元素。事實上，數十年來以來，美國的製造業職位不斷下跌（圖三），由於産能增加，産量穩定上升，製造業的雇用人數持續下降，就業人口不斷從製造業轉移到服務業，所以不存在中國産品涌入使美國製造業工人失業的因果關係。中國已成爲美國的第三大出口市場，自2000年起，美國對中國的出口金額已增長超過三倍（圖四），遠遠超過任何一個其它的主要出口市場的增長率，這些産品及服務均需美國本土提供設計或服務支援，以及原件供應，期間已爲美國製造了不少職位。美國沒有把握競爭優勢如果我們細看中美的貿易數據，便會發現當中的情况並非一面倒的。2007年，據美國經濟分析局統計，美國的服務供貨商（包括銀行及財務機構、律師事務所、保險公司、旅遊業、商業咨詢顧問、電腦、快遞、醫療保健服務等）向中國的出口額達美金142.05億元的服務，而同期的從中國進口額爲僅爲美金 87.91億，換言之，美國在服務業的貿易盈餘便達美金52.34億！期間爲美國創造了不少高薪職位、投資利潤，進一步造就美國的投資市場及就業市場。然而，美國對本身有競爭優勢的産品加以出口限制，2001年，在中國的高技術産品進口中，美國産品占18.3%，而2008年只占不到7%，規模只有8年前的三分之一。2009年5月中國美國商會完成一項「美國出口管制的影響」調查，結果顯示美國對華出口管制政策令美國企業損失巨大，每年直接損失的銷售額高達幾十億美元。在涉及美國出口許可證的受訪企業中，64%表示美國出口管制導致其銷售受損，輸給他國競爭對手。美國一方面抱怨對華貿易逆差過大，一方面維持嚴厲、僵硬的對華出口管制，說明了美國歷届政府主要從「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兩個層面，對出口和再出口中國受控物項的最終用途實行許可證管制政策，這都是他們霸權主義的膨脹和冷戰思維在作怪。最近在中國歐盟領導人第12次會晤中，溫家寶總理已指出，有些國家要人民幣升值，又對中國實行貿易保護主義，「這是有失公允的」，限制了中國發展。在會見美國總統奧巴馬時，溫家寶總理便指出中國不追求貿易順差，希望美國改變對華出口管制政策，提高技術産品出口比重，同時兩國應加强在能源、環保、高科技等領域的相互投資與合作，促進雙邊貿易趨於平衡。奧巴馬表示，美方認識到中方在美對華出口管制等問題上的關切，願采取措施，增加對華高技術産品出口。人民幣升值可能會扼殺全球復蘇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指出，由於大部分的中國輸美商品在美國國內都不生産，人民幣升值並不會使美國對華貿易逆差收窄。從2005年到2008 年人民幣兌美元升值了21%，但並沒有使美國的經常項目赤字有所收縮。實際上，這一赤字還擴大了；况且，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只占美國貿易逆差的三分之一，總不能把美國另外三分之二的逆差也怪罪到人民幣上。美國從中國輸入的産品，如果不從中國輸入的，也會是從其它國家輸入的，如日本、韓國、臺灣等，這些地區的生産成本較中國爲高，不買中國出口品或者人民幣升值，美國消費者都要付出更高昂的代價，還會遏制美國的消費需求。穩定的人民幣對保持中國出口經濟的運轉至關重要，由於中國的工業産出外銷主要是用美元結算，人民幣兌美元升值會讓其它發展中國家超前中國，對出口企業造成的壓力，導致失業問題，這些都是中國政府高度關注的事項，而這相應的會將經濟的健康傳播到其它國家，否則對全球經濟不會有什麽好處。人民幣匯率的體制改革自開放改革以來，人民幣匯率制度幾經變遷，以求與國際貨幣制度接軌，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模式，轉變爲在外匯留成和外匯上繳體制基礎上的計劃與市場結合的管理模式，然後再轉變爲建立在結售匯制上的以供求關係爲基礎、市場調節爲主的管理模式。 1994年1月1日起，在前總理朱熔基的金融改革下，當局廢除以往的人民幣匯率雙軌制，取而代之是按供求而定的受管制浮動匯率制度。 1997-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亞洲各國貨幣大幅貶值，當時，市場即盛傳人民幣即將貶值；不過中國一是資本賬戶不流動；二是有可觀的外匯儲備，因此當局實施人民幣幣值不貶值，釘住美元的制度，避免了一場亞洲貨幣競相貶值的惡性循環，未讓金融風暴更形惡化，市場認爲這是中國崛起對國際所作出的首項貢獻。 2005年7月21日，中國實施一套根據市場供求狀况及參考一籃子貨幣而定的受管制浮動匯率制度。因此，人民幣匯率不再與單一美元挂勾。初期，該籃子內的美元含量應該還在90%以上。這比重其後逐步下降，而每次下降美元兌人民幣的匯率也下降，即是人民幣兌美元升值。近年來，人民幣再加重以美元爲錨的成分，有時甚至全勾美元。中國堅守自己的匯率政策，也得到「歐元之父」之稱的199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蒙代爾的支持。蒙代爾指出，由於人民幣匯率盯緊美元走勢，內地並無通脹壓力，毋須在國際施壓下讓人民幣升值。如果升值太快，中國房地産市場會受到很大打擊，還會引發通貨緊縮。朱熔基總理向世人表明了中國所要採取的同舟共濟的態度，他說：「中國的傳統道德告訴我們，不要乘人之危，不要以鄰爲壑，我們不願使東南亞金融危機加深，而是想爲東南亞國家作出自我犧牲，我們願意承擔這種困難。」由於人民幣挺住而未貶值，導致中國1998-1999年平均每年出口增加率從前兩年平均增加11.2%，降爲3.3%，經濟成長率同時期也自 9.6%降爲7.7%，付出相當大的代價。談到人民幣匯率改革的總體方針，人行行長周小川以兩句話概括：一是在市場供求關係的基礎上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二是要完善匯率形成機制，使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穩定。兩次金融危機的啓示對於人民幣匯率被操縱的指責，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指出，讓貨幣自由流通不一定是好事。以亞洲四小龍爲例，四小龍的經濟表現不及開放資本帳以前的理想，經濟環境也更不穩定。過去人們認爲，只要開放資本賬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就能取得資金，經濟就會變得健康。可是，現在却要重新思考這個模式。資本市場開放過早，在內部金融體系未健全的時候，准許資金自由進出，會給本國經濟帶來潜在危機。現在世界經濟全球化，很多大型投資基金成立，而這些投資基金可以自由進出體積比較細小的經濟實體國家。投資基金每每來得快，走得也快，令到這些國家經濟很容易過熱，但當基金一走就會令匯率制度崩潰，金融風暴亦由此形成，這也是1997-1998亞洲金融風暴的導火綫。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當時在國際金融市場上頻繁出入的國際游資大約有美金7.2萬億元，相當於全球每年經濟總産值的20% ，每天約有美金１萬億的游資在全球外匯市場流竄尋找獲利機會。投資基金是游資的重要部分，在1996年底，美國的各種項目基金已近4,000個，控制了美國股票市場半數市值，誘發了亞洲金融風暴。馬來西亞在亞洲金融風暴後對外資及貨幣自由兌換等方面，采取限制行動，曾引起一些西方經濟學家的批評。香港在遭到國際炒家大鰐襲擊後，動用外匯基金港幣1,100多億元進場干預，擊退炒家，穩定股匯市，不過這個做法也招致外界批評，認爲香港違反百年來自由經濟的傳統。市場原教旨主義者聲稱任何政府干預都是有害的，其實這種論調對於市場經濟的發展才是有害的。事實證明，這些看似有違自由經濟的做法，才是真正對地區經濟和人民福祉有利的措施。這次由美國次貸問題演變成全球的金融危機，源自美國的貨幣制度與金融制度同時出現問題，進一步說明美國標榜自由的思維和管理模式，極可能爲其它國家帶來很壞的負面影響。美國的貨幣是無錨的，在這制度下，穩定物價的調控主要是調控貨幣量；調控銀根，貨幣量就會得到適當的操控，因而可以穩定物價。然而，當一種貨幣在大量國際化、電匯神速的情况下，調控物價的變動便不知該以哪種幣量算才對。格林斯潘1990年起轉用調控利率的方法來調控美國的經濟。利息是一個重要的價格，該由投資的回報率决定，刻意地把利率撥上撥下是價格管制，會擾亂市場的運作功能。爲了賺錢，市場的金融機構利用各種富於想像力的工具，包括國家債券的買賣，來向借款者提供一些幾年甚至多年利率不變的合約安排。問題是，如果市場一般對聯儲利率調控的預期大幅地猜錯了，災難不容易避免。次貸出事起因是利率撥上撥下終於使市場的利率預期大幅地出錯。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說，美國的市場自由缺乏監管，以致當局無法掌握美國金融機構擁有的實際資金情况，這是造成此次全球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在1997年暴發的亞洲金融風暴初期，美國高呼要改革金融系統，但實際對改革不聞不問，使經濟危機捲土重來。直到到雷曼兄弟出事後，大家才知道那些所謂衍生工具，借貸與抵押的比率竟然遠高於一；而保險的安排把金融合約縱橫織合，糾纏在一起；這種複雜無比的金融産品，竟然有政府批准的評級機構維護著。無錨的貨幣制度失敗，在於有關當局逼著要用調整利率的方法來調控經濟。金融制度的失敗，在於貪婪的華爾街把它弄得複雜無比，而政府監察無力所致。假自由之名現代人以爲自由是一種權利，與生俱來，不容剝奪，於是將之提升到至高無上的地位。自由主義的前提是承認人的自私和貪欲，並以之作爲經濟發展的動力，政府只能在群體自由中對個人自由給予制限，只要對別人自由不造成傷害，個人自由完全是一個開放的領域，並且以人權理論給予支持。這種思考，完全是一種平面切割式的思考，即只制訂所謂公平的遊戲規則，却並未考慮及在此規則下的個人需要有甚麽內涵，因此在具體運作的時候就會造成許多差异，也就是許多的不公平。政府再加以補救，就會造成執行規則的繁瑣和訴訟案件特多，結果更浪費時間、更消耗資源。所以再讓道德虛無的資本主義發展下去，便會變成爲了保護人的自由，包括人的原始欲望，而不惜冒犧牲整體利益和社會質素下降的風險。經濟亦一樣。自由經濟就是讓市場調節，以爲市場自有此能力，却忘記了市場只是個機制，真正起作用的是人。人若不是「有耻且格」（見《論語．爲政》，意思是會對不正感到羞耻，願意歸之於正途）的話，一味貪婪、運用專業知識作弊，如雷曼債券，損失的是誰？雖說事後可以投訴或動用法律追討，但真能追討回來嗎？曾在亞洲金融風暴大量賣空泰銖導致東南亞各國貨幣和股市出現骨牌式倒塌的索羅斯，在2009年中接受中央電視台訪問，對自己當年的做法，令區內人民一窮兩白的後果，堅稱沒有做錯：「我在金融市場投機，是按照通行的規則來做。如果禁止的，我不會投機；若允許，那我便會繼續，而我實際上只是參與者，一個金融市場的合法參與者，有關行動無所謂道德不道德。」可是，法律是低層次的道德，道德是高層次的法律，司馬遷比較兩者爲「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報任少卿書》），法律只能在傷害造成之後對犯事者作出懲處，同時也只能在所知的範圍內禁止人作出有傷害性的行爲；當法律的發展滯後於金融衍生工具的發展，便很容易讓別有用心的人鑽法律空子。因此，無論從事甚麽活動，經濟也好，政治也好，離開人的素養，一定沉淪向下。結束語攻擊別國貨幣匯價偏低是政治家慣常手法，日本曾深受其害。整個1980年代，G7皆在攻擊日圓偏低，最後日圓大幅升值了，結果只造成日本經濟一蹶不振二十年，美國的外貿赤字却繼續擴大。這次美國又改爲攻擊人民幣匯價偏低，人民幣如大幅升值，只會摧毀中國出口競爭力，也改善不到美國貿赤。經歷了百年不遇的危機以後，中國應該對國際貿易失衡原因有新的思考，不能讓人民幣匯率再被國際金融資本牽著鼻子走，尤其不能讓金融資本刻意推動人民幣升值預期製造資本流入的機會，製造國內流動性嚴重過剩，推動資産價格泡沫，製造通貨膨脹的貨幣環境，最後嚴重損害中國經濟。因此，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我們必須以國家的整體利益出發，以經濟實力挺住美歐等國的壓力，堅持獨立自主的政策，不爲他國左右。另一方面，人民幣的升值壓力，反映了中國的國力上升。然而，不論從國內因素或外加因素分析，出口與投資拉動型經濟都缺乏可持續性。外需很難再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農村的富裕勞動力在10年內都會消化完畢，生産成本將加大，基礎建設也有到相對「滿額」的一天。因此中國經濟的出路在於擴大消費，這與改善國民收入息息相關。「民爲邦本，本固邦寧」，中國下一步應該轉變思路，增加國民收入，而不是繼續GDP增長計劃；確立「富民」的發展模式，緩和貧富懸殊造成社會不穩，才是國家百年發展大計，因爲真正的民族復興，就是廣大人民都能分享到國力上升的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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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獨立自主的人民幣匯率政策

原刊於人民銀行季刊《北京征信》

2009-02-28

前言：人民幣匯率問題一直爲國人以及美歐等關注，關於此有多方論述。其實分析美歐等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論調，其政治意圖顯而易見。人民幣匯率事關全局，對各國要求人民幣匯率升值的要求相對應，我們也必須以國家的整體利益爲重，堅持獨立自主的人民幣匯率政策。

目前人民幣匯率問題又成熱點，美國的雜音不斷，而歐盟的三巨頭在南京又提到人民幣匯率升值話題。以美國社會的雜音爲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理據是中國對美出現貿易順差，人民幣應該升值，但中國政府人爲操縱匯率，把人民幣與美元挂勾，於是保持人民幣的低匯率。似乎在說，人民幣升值便可以解决貿易失衡問題，减低美國的失業率，甚至房地産泡沫問題。

中國並沒有搶走美國工人的職位

美國對華貿易出現逆差，是因爲美國從中國輸入更多以前從亞洲其它國家輸入的産品（圖一）。其中不少出口産品的原材料都是來自其它國家，包括美國本土。溫家寶總理曾經指出，中國出口的産品，65%是中外合資或者是外國獨資企業生産的，一半以上是來料加工（圖二）；出口産品中的許多豐厚利潤，都被外商拿走了。

從圖二可知，美國進口的中國産品多含美國元素。

事實上，數十年來以來，美國的製造業職位不斷下跌（圖三），由於産能增加，産量穩定上升，製造業的雇用人數持續下降，就業人口不斷從製造業轉移到服務業，所以不存在中國産品涌入使美國製造業工人失業的因果關係。

中國已成爲美國的第三大出口市場，自2000年起，美國對中國的出口金額已增長超過三倍（圖四），遠遠超過任何一個其它的主要出口市場的增長率，這些産品及服務均需美國本土提供設計或服務支援，以及原件供應，期間已爲美國製造了不少職位。

美國沒有把握競爭優勢

如果我們細看中美的貿易數據，便會發現當中的情况並非一面倒的。2007年，據美國經濟分析局統計，美國的服務供貨商（包括銀行及財務機構、律師事務所、保險公司、旅遊業、商業咨詢顧問、電腦、快遞、醫療保健服務等）向中國的出口額達美金142.05億元的服務，而同期的從中國進口額爲僅爲美金 87.91億，換言之，美國在服務業的貿易盈餘便達美金52.34億！期間爲美國創造了不少高薪職位、投資利潤，進一步造就美國的投資市場及就業市場。

然而，美國對本身有競爭優勢的産品加以出口限制，2001年，在中國的高技術産品進口中，美國産品占18.3%，而2008年只占不到7%，規模只有8年前的三分之一。2009年5月中國美國商會完成一項「美國出口管制的影響」調查，結果顯示美國對華出口管制政策令美國企業損失巨大，每年直接損失的銷售額高達幾十億美元。在涉及美國出口許可證的受訪企業中，64%表示美國出口管制導致其銷售受損，輸給他國競爭對手。

美國一方面抱怨對華貿易逆差過大，一方面維持嚴厲、僵硬的對華出口管制，說明了美國歷届政府主要從「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兩個層面，對出口和再出口中國受控物項的最終用途實行許可證管制政策，這都是他們霸權主義的膨脹和冷戰思維在作怪。

最近在中國歐盟領導人第12次會晤中，溫家寶總理已指出，有些國家要人民幣升值，又對中國實行貿易保護主義，「這是有失公允的」，限制了中國發展。在會見美國總統奧巴馬時，溫家寶總理便指出中國不追求貿易順差，希望美國改變對華出口管制政策，提高技術産品出口比重，同時兩國應加强在能源、環保、高科技等領域的相互投資與合作，促進雙邊貿易趨於平衡。奧巴馬表示，美方認識到中方在美對華出口管制等問題上的關切，願采取措施，增加對華高技術産品出口。

人民幣升值可能會扼殺全球復蘇

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指出，由於大部分的中國輸美商品在美國國內都不生産，人民幣升值並不會使美國對華貿易逆差收窄。從2005年到2008 年人民幣兌美元升值了21%，但並沒有使美國的經常項目赤字有所收縮。實際上，這一赤字還擴大了；况且，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只占美國貿易逆差的三分之一，總不能把美國另外三分之二的逆差也怪罪到人民幣上。

美國從中國輸入的産品，如果不從中國輸入的，也會是從其它國家輸入的，如日本、韓國、臺灣等，這些地區的生産成本較中國爲高，不買中國出口品或者人民幣升值，美國消費者都要付出更高昂的代價，還會遏制美國的消費需求。

穩定的人民幣對保持中國出口經濟的運轉至關重要，由於中國的工業産出外銷主要是用美元結算，人民幣兌美元升值會讓其它發展中國家超前中國，對出口企業造成的壓力，導致失業問題，這些都是中國政府高度關注的事項，而這相應的會將經濟的健康傳播到其它國家，否則對全球經濟不會有什麽好處。

人民幣匯率的體制改革

自開放改革以來，人民幣匯率制度幾經變遷，以求與國際貨幣制度接軌，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模式，轉變爲在外匯留成和外匯上繳體制基礎上的計劃與市場結合的管理模式，然後再轉變爲建立在結售匯制上的以供求關係爲基礎、市場調節爲主的管理模式。
1994年1月1日起，在前總理朱熔基的金融改革下，當局廢除以往的人民幣匯率雙軌制，取而代之是按供求而定的受管制浮動匯率制度。 1997-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亞洲各國貨幣大幅貶值，當時，市場即盛傳人民幣即將貶值；不過中國一是資本賬戶不流動；二是有可觀的外匯儲備，因此當局實施人民幣幣值不貶值，釘住美元的制度，避免了一場亞洲貨幣競相貶值的惡性循環，未讓金融風暴更形惡化，市場認爲這是中國崛起對國際所作出的首項貢獻。

2005年7月21日，中國實施一套根據市場供求狀况及參考一籃子貨幣而定的受管制浮動匯率制度。因此，人民幣匯率不再與單一美元挂勾。初期，該籃子內的美元含量應該還在90%以上。這比重其後逐步下降，而每次下降美元兌人民幣的匯率也下降，即是人民幣兌美元升值。近年來，人民幣再加重以美元爲錨的成分，有時甚至全勾美元。

中國堅守自己的匯率政策，也得到「歐元之父」之稱的199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蒙代爾的支持。蒙代爾指出，由於人民幣匯率盯緊美元走勢，內地並無通脹壓力，毋須在國際施壓下讓人民幣升值。如果升值太快，中國房地産市場會受到很大打擊，還會引發通貨緊縮。朱熔基總理向世人表明了中國所要採取的同舟共濟的態度，他說：「中國的傳統道德告訴我們，不要乘人之危，不要以鄰爲壑，我們不願使東南亞金融危機加深，而是想爲東南亞國家作出自我犧牲，我們願意承擔這種困難。」由於人民幣挺住而未貶值，導致中國1998-1999年平均每年出口增加率從前兩年平均增加11.2%，降爲3.3%，經濟成長率同時期也自 9.6%降爲7.7%，付出相當大的代價。

談到人民幣匯率改革的總體方針，人行行長周小川以兩句話概括：一是在市場供求關係的基礎上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二是要完善匯率形成機制，使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穩定。

兩次金融危機的啓示

對於人民幣匯率被操縱的指責，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指出，讓貨幣自由流通不一定是好事。以亞洲四小龍爲例，四小龍的經濟表現不及開放資本帳以前的理想，經濟環境也更不穩定。過去人們認爲，只要開放資本賬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就能取得資金，經濟就會變得健康。可是，現在却要重新思考這個模式。

資本市場開放過早，在內部金融體系未健全的時候，准許資金自由進出，會給本國經濟帶來潜在危機。現在世界經濟全球化，很多大型投資基金成立，而這些投資基金可以自由進出體積比較細小的經濟實體國家。投資基金每每來得快，走得也快，令到這些國家經濟很容易過熱，但當基金一走就會令匯率制度崩潰，金融風暴亦由此形成，這也是1997-1998亞洲金融風暴的導火綫。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當時在國際金融市場上頻繁出入的國際游資大約有美金7.2萬億元，相當於全球每年經濟總産值的20% ，每天約有美金１萬億的游資在全球外匯市場流竄尋找獲利機會。投資基金是游資的重要部分，在1996年底，美國的各種項目基金已近4,000個，控制了美國股票市場半數市值，誘發了亞洲金融風暴。

馬來西亞在亞洲金融風暴後對外資及貨幣自由兌換等方面，采取限制行動，曾引起一些西方經濟學家的批評。香港在遭到國際炒家大鰐襲擊後，動用外匯基金港幣1,100多億元進場干預，擊退炒家，穩定股匯市，不過這個做法也招致外界批評，認爲香港違反百年來自由經濟的傳統。

市場原教旨主義者聲稱任何政府干預都是有害的，其實這種論調對於市場經濟的發展才是有害的。事實證明，這些看似有違自由經濟的做法，才是真正對地區經濟和人民福祉有利的措施。

這次由美國次貸問題演變成全球的金融危機，源自美國的貨幣制度與金融制度同時出現問題，進一步說明美國標榜自由的思維和管理模式，極可能爲其它國家帶來很壞的負面影響。

美國的貨幣是無錨的，在這制度下，穩定物價的調控主要是調控貨幣量；調控銀根，貨幣量就會得到適當的操控，因而可以穩定物價。然而，當一種貨幣在大量國際化、電匯神速的情况下，調控物價的變動便不知該以哪種幣量算才對。格林斯潘1990年起轉用調控利率的方法來調控美國的經濟。利息是一個重要的價格，該由投資的回報率决定，刻意地把利率撥上撥下是價格管制，會擾亂市場的運作功能。爲了賺錢，市場的金融機構利用各種富於想像力的工具，包括國家債券的買賣，來向借款者提供一些幾年甚至多年利率不變的合約安排。問題是，如果市場一般對聯儲利率調控的預期大幅地猜錯了，災難不容易避免。次貸出事起因是利率撥上撥下終於使市場的利率預期大幅地出錯。

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說，美國的市場自由缺乏監管，以致當局無法掌握美國金融機構擁有的實際資金情况，這是造成此次全球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在1997年暴發的亞洲金融風暴初期，美國高呼要改革金融系統，但實際對改革不聞不問，使經濟危機捲土重來。

直到到雷曼兄弟出事後，大家才知道那些所謂衍生工具，借貸與抵押的比率竟然遠高於一；而保險的安排把金融合約縱橫織合，糾纏在一起；這種複雜無比的金融産品，竟然有政府批准的評級機構維護著。無錨的貨幣制度失敗，在於有關當局逼著要用調整利率的方法來調控經濟。金融制度的失敗，在於貪婪的華爾街把它弄得複雜無比，而政府監察無力所致。

假自由之名

現代人以爲自由是一種權利，與生俱來，不容剝奪，於是將之提升到至高無上的地位。自由主義的前提是承認人的自私和貪欲，並以之作爲經濟發展的動力，政府只能在群體自由中對個人自由給予制限，只要對別人自由不造成傷害，個人自由完全是一個開放的領域，並且以人權理論給予支持。這種思考，完全是一種平面切割式的思考，即只制訂所謂公平的遊戲規則，却並未考慮及在此規則下的個人需要有甚麽內涵，因此在具體運作的時候就會造成許多差异，也就是許多的不公平。政府再加以補救，就會造成執行規則的繁瑣和訴訟案件特多，結果更浪費時間、更消耗資源。所以再讓道德虛無的資本主義發展下去，便會變成爲了保護人的自由，包括人的原始欲望，而不惜冒犧牲整體利益和社會質素下降的風險。

經濟亦一樣。自由經濟就是讓市場調節，以爲市場自有此能力，却忘記了市場只是個機制，真正起作用的是人。人若不是「有耻且格」（見《論語．爲政》，意思是會對不正感到羞耻，願意歸之於正途）的話，一味貪婪、運用專業知識作弊，如雷曼債券，損失的是誰？雖說事後可以投訴或動用法律追討，但真能追討回來嗎？

曾在亞洲金融風暴大量賣空泰銖導致東南亞各國貨幣和股市出現骨牌式倒塌的索羅斯，在2009年中接受中央電視台訪問，對自己當年的做法，令區內人民一窮兩白的後果，堅稱沒有做錯：「我在金融市場投機，是按照通行的規則來做。如果禁止的，我不會投機；若允許，那我便會繼續，而我實際上只是參與者，一個金融市場的合法參與者，有關行動無所謂道德不道德。」

可是，法律是低層次的道德，道德是高層次的法律，司馬遷比較兩者爲「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報任少卿書》），法律只能在傷害造成之後對犯事者作出懲處，同時也只能在所知的範圍內禁止人作出有傷害性的行爲；當法律的發展滯後於金融衍生工具的發展，便很容易讓別有用心的人鑽法律空子。因此，無論從事甚麽活動，經濟也好，政治也好，離開人的素養，一定沉淪向下。

結束語

攻擊別國貨幣匯價偏低是政治家慣常手法，日本曾深受其害。整個1980年代，G7皆在攻擊日圓偏低，最後日圓大幅升值了，結果只造成日本經濟一蹶不振二十年，美國的外貿赤字却繼續擴大。這次美國又改爲攻擊人民幣匯價偏低，人民幣如大幅升值，只會摧毀中國出口競爭力，也改善不到美國貿赤。

經歷了百年不遇的危機以後，中國應該對國際貿易失衡原因有新的思考，不能讓人民幣匯率再被國際金融資本牽著鼻子走，尤其不能讓金融資本刻意推動人民幣升值預期製造資本流入的機會，製造國內流動性嚴重過剩，推動資産價格泡沫，製造通貨膨脹的貨幣環境，最後嚴重損害中國經濟。因此，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我們必須以國家的整體利益出發，以經濟實力挺住美歐等國的壓力，堅持獨立自主的政策，不爲他國左右。

另一方面，人民幣的升值壓力，反映了中國的國力上升。然而，不論從國內因素或外加因素分析，出口與投資拉動型經濟都缺乏可持續性。外需很難再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農村的富裕勞動力在10年內都會消化完畢，生産成本將加大，基礎建設也有到相對「滿額」的一天。因此中國經濟的出路在於擴大消費，這與改善國民收入息息相關。「民爲邦本，本固邦寧」，中國下一步應該轉變思路，增加國民收入，而不是繼續GDP增長計劃；確立「富民」的發展模式，緩和貧富懸殊造成社會不穩，才是國家百年發展大計，因爲真正的民族復興，就是廣大人民都能分享到國力上升的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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