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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独立自主的人民币匯率政策原刊于人民银行季刊《北京征信》 2009-02-28
前言：人民币匯率问题一直爲国人以及美欧等关注，关于此有多方论述。其实分析美欧等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论调，其政治意图显而易见。人民币匯率事关全局，对各国要求人民币匯率升值的要求相对应，我们也必须以国家的整体利益爲重，坚持独立自主的人民币匯率政策。目前人民币匯率问题又成热点，美国的杂音不断，而欧盟的三巨头在南京又提到人民币匯率升值话题。以美国社会的杂音爲例，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理据是中国对美出现贸易顺差，人民币应该升值，但中国政府人爲操纵匯率，把人民币与美元挂勾，于是保持人民币的低匯率。似乎在说，人民币升值便可以解决贸易失衡问题，减低美国的失业率，甚至房地産泡沫问题。中国并没有抢走美国工人的职位美国对华贸易出现逆差，是因爲美国从中国输入更多以前从亚洲其它国家输入的産品（图一）。其中不少出口産品的原材料都是来自其它国家，包括美国本土。温家宝总理曾经指出，中国出口的産品，65%是中外合资或者是外国独资企业生産的，一半以上是来料加工（图二）；出口産品中的许多丰厚利润，都被外商拿走了。从图二可知，美国进口的中国産品多含美国元素。事实上，数十年来以来，美国的制造业职位不断下跌（图三），由于産能增加，産量稳定上升，制造业的雇用人数持续下降，就业人口不断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所以不存在中国産品涌入使美国制造业工人失业的因果关系。中国已成爲美国的第三大出口市场，自2000年起，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金额已增长超过三倍（图四），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其它的主要出口市场的增长率，这些産品及服务均需美国本土提供设计或服务支援，以及原件供应，期间已爲美国制造了不少职位。美国没有把握竞争优势如果我们细看中美的贸易数据，便会发现当中的情况并非一面倒的。2007年，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统计，美国的服务供货商（包括银行及财务机构、律师事务所、保险公司、旅游业、商业咨询顾问、电脑、快递、医疗保健服务等）向中国的出口额达美金142.05亿元的服务，而同期的从中国进口额爲仅爲美金 87.91亿，换言之，美国在服务业的贸易盈余便达美金52.34亿！期间爲美国创造了不少高薪职位、投资利润，进一步造就美国的投资市场及就业市场。然而，美国对本身有竞争优势的産品加以出口限制，2001年，在中国的高技术産品进口中，美国産品占18.3%，而2008年只占不到7%，规模只有8年前的三分之一。2009年5月中国美国商会完成一项「美国出口管制的影响」调查，结果显示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令美国企业损失巨大，每年直接损失的销售额高达几十亿美元。在涉及美国出口许可证的受访企业中，64%表示美国出口管制导致其销售受损，输给他国竞争对手。美国一方面抱怨对华贸易逆差过大，一方面维持严厉、僵硬的对华出口管制，说明了美国歷届政府主要从「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两个层面，对出口和再出口中国受控物项的最终用途实行许可证管制政策，这都是他们霸权主义的膨胀和冷战思维在作怪。最近在中国欧盟领导人第12次会晤中，温家宝总理已指出，有些国家要人民币升值，又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这是有失公允的」，限制了中国发展。在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时，温家宝总理便指出中国不追求贸易顺差，希望美国改变对华出口管制政策，提高技术産品出口比重，同时两国应加强在能源、环保、高科技等领域的相互投资与合作，促进双边贸易趋于平衡。奥巴马表示，美方认识到中方在美对华出口管制等问题上的关切，愿采取措施，增加对华高技术産品出口。人民币升值可能会扼杀全球復苏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指出，由于大部分的中国输美商品在美国国内都不生産，人民币升值并不会使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收窄。从2005年到2008 年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了21%，但并没有使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有所收缩。实际上，这一赤字还扩大了；况且，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只占美国贸易逆差的三分之一，总不能把美国另外三分之二的逆差也怪罪到人民币上。美国从中国输入的産品，如果不从中国输入的，也会是从其它国家输入的，如日本、韩国、臺湾等，这些地区的生産成本较中国爲高，不买中国出口品或者人民币升值，美国消费者都要付出更高昂的代价，还会遏制美国的消费需求。稳定的人民币对保持中国出口经济的运转至关重要，由于中国的工业産出外销主要是用美元结算，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会让其它发展中国家超前中国，对出口企业造成的压力，导致失业问题，这些都是中国政府高度关注的事项，而这相应的会将经济的健康传播到其它国家，否则对全球经济不会有什麽好处。人民币匯率的体制改革自开放改革以来，人民币匯率制度几经变迁，以求与国际货币制度接轨，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模式，转变爲在外匯留成和外匯上缴体制基础上的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管理模式，然后再转变爲建立在结售匯制上的以供求关系爲基础、市场调节爲主的管理模式。 1994年1月1日起，在前总理朱熔基的金融改革下，当局废除以往的人民币匯率双轨制，取而代之是按供求而定的受管制浮动匯率制度。 1997-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亚洲各国货币大幅贬值，当时，市场即盛传人民币即将贬值；不过中国一是资本账户不流动；二是有可观的外匯储备，因此当局实施人民币币值不贬值，钉住美元的制度，避免了一场亚洲货币竞相贬值的恶性循环，未让金融风暴更形恶化，市场认爲这是中国崛起对国际所作出的首项贡献。 2005年7月21日，中国实施一套根据市场供求状况及参考一篮子货币而定的受管制浮动匯率制度。因此，人民币匯率不再与单一美元挂勾。初期，该篮子内的美元含量应该还在90%以上。这比重其后逐步下降，而每次下降美元兑人民币的匯率也下降，即是人民币兑美元升值。近年来，人民币再加重以美元爲锚的成分，有时甚至全勾美元。中国坚守自己的匯率政策，也得到「欧元之父」之称的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的支持。蒙代尔指出，由于人民币匯率盯紧美元走势，内地并无通胀压力，毋须在国际施压下让人民币升值。如果升值太快，中国房地産市场会受到很大打击，还会引发通货紧缩。朱熔基总理向世人表明了中国所要採取的同舟共济的态度，他说：「中国的传统道德告诉我们，不要乘人之危，不要以邻爲壑，我们不愿使东南亚金融危机加深，而是想爲东南亚国家作出自我牺牲，我们愿意承担这种困难。」由于人民币挺住而未贬值，导致中国1998-1999年平均每年出口增加率从前两年平均增加11.2%，降爲3.3%，经济成长率同时期也自 9.6%降爲7.7%，付出相当大的代价。谈到人民币匯率改革的总体方针，人行行长周小川以两句话概括：一是在市场供求关系的基础上实行有管理的浮动匯率制度；二是要完善匯率形成机制，使人民币匯率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两次金融危机的啓示对于人民币匯率被操纵的指责，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指出，让货币自由流通不一定是好事。以亚洲四小龙爲例，四小龙的经济表现不及开放资本帐以前的理想，经济环境也更不稳定。过去人们认爲，只要开放资本账户，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就能取得资金，经济就会变得健康。可是，现在却要重新思考这个模式。资本市场开放过早，在内部金融体系未健全的时候，准许资金自由进出，会给本国经济带来潜在危机。现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很多大型投资基金成立，而这些投资基金可以自由进出体积比较细小的经济实体国家。投资基金每每来得快，走得也快，令到这些国家经济很容易过热，但当基金一走就会令匯率制度崩溃，金融风暴亦由此形成，这也是1997-1998亚洲金融风暴的导火綫。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当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频繁出入的国际游资大约有美金7.2万亿元，相当于全球每年经济总産值的20% ，每天约有美金１万亿的游资在全球外匯市场流窜寻找获利机会。投资基金是游资的重要部分，在1996年底，美国的各种项目基金已近4,000个，控制了美国股票市场半数市值，诱发了亚洲金融风暴。马来西亚在亚洲金融风暴后对外资及货币自由兑换等方面，采取限制行动，曾引起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的批评。香港在遭到国际炒家大鰐袭击后，动用外匯基金港币1,100多亿元进场干预，击退炒家，稳定股匯市，不过这个做法也招致外界批评，认爲香港违反百年来自由经济的传统。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声称任何政府干预都是有害的，其实这种论调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才是有害的。事实证明，这些看似有违自由经济的做法，才是真正对地区经济和人民福祉有利的措施。这次由美国次贷问题演变成全球的金融危机，源自美国的货币制度与金融制度同时出现问题，进一步说明美国标榜自由的思维和管理模式，极可能爲其它国家带来很坏的负面影响。美国的货币是无锚的，在这制度下，稳定物价的调控主要是调控货币量；调控银根，货币量就会得到适当的操控，因而可以稳定物价。然而，当一种货币在大量国际化、电匯神速的情况下，调控物价的变动便不知该以哪种币量算才对。格林斯潘1990年起转用调控利率的方法来调控美国的经济。利息是一个重要的价格，该由投资的回报率决定，刻意地把利率拨上拨下是价格管制，会扰乱市场的运作功能。爲了赚钱，市场的金融机构利用各种富于想像力的工具，包括国家债券的买卖，来向借款者提供一些几年甚至多年利率不变的合约安排。问题是，如果市场一般对联储利率调控的预期大幅地猜错了，灾难不容易避免。次贷出事起因是利率拨上拨下终于使市场的利率预期大幅地出错。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说，美国的市场自由缺乏监管，以致当局无法掌握美国金融机构拥有的实际资金情况，这是造成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在1997年暴发的亚洲金融风暴初期，美国高唿要改革金融系统，但实际对改革不闻不问，使经济危机捲土重来。直到到雷曼兄弟出事后，大家才知道那些所谓衍生工具，借贷与抵押的比率竟然远高于一；而保险的安排把金融合约纵横织合，纠缠在一起；这种复杂无比的金融産品，竟然有政府批准的评级机构维护着。无锚的货币制度失败，在于有关当局逼着要用调整利率的方法来调控经济。金融制度的失败，在于贪婪的华尔街把它弄得复杂无比，而政府监察无力所致。假自由之名现代人以爲自由是一种权利，与生俱来，不容剥夺，于是将之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自由主义的前提是承认人的自私和贪欲，并以之作爲经济发展的动力，政府只能在群体自由中对个人自由给予制限，只要对别人自由不造成伤害，个人自由完全是一个开放的领域，并且以人权理论给予支持。这种思考，完全是一种平面切割式的思考，即只制订所谓公平的游戏规则，却并未考虑及在此规则下的个人需要有甚麽内涵，因此在具体运作的时候就会造成许多差异，也就是许多的不公平。政府再加以补救，就会造成执行规则的繁琐和诉讼案件特多，结果更浪费时间、更消耗资源。所以再让道德虚无的资本主义发展下去，便会变成爲了保护人的自由，包括人的原始欲望，而不惜冒牺牲整体利益和社会质素下降的风险。经济亦一样。自由经济就是让市场调节，以爲市场自有此能力，却忘记了市场只是个机制，真正起作用的是人。人若不是「有耻且格」（见《论语．爲政》，意思是会对不正感到羞耻，愿意归之于正途）的话，一味贪婪、运用专业知识作弊，如雷曼债券，损失的是谁？虽说事后可以投诉或动用法律追讨，但真能追讨回来吗？曾在亚洲金融风暴大量卖空泰铢导致东南亚各国货币和股市出现骨牌式倒塌的索罗斯，在2009年中接受中央电视台访问，对自己当年的做法，令区内人民一穷两白的后果，坚称没有做错：「我在金融市场投机，是按照通行的规则来做。如果禁止的，我不会投机；若允许，那我便会继续，而我实际上只是参与者，一个金融市场的合法参与者，有关行动无所谓道德不道德。」可是，法律是低层次的道德，道德是高层次的法律，司马迁比较两者爲「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报任少卿书》），法律只能在伤害造成之后对犯事者作出惩处，同时也只能在所知的范围内禁止人作出有伤害性的行爲；当法律的发展滞后于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便很容易让别有用心的人钻法律空子。因此，无论从事甚麽活动，经济也好，政治也好，离开人的素养，一定沉沦向下。结束语攻击别国货币匯价偏低是政治家惯常手法，日本曾深受其害。整个1980年代，G7皆在攻击日圆偏低，最后日圆大幅升值了，结果只造成日本经济一蹶不振二十年，美国的外贸赤字却继续扩大。这次美国又改爲攻击人民币匯价偏低，人民币如大幅升值，只会摧毁中国出口竞争力，也改善不到美国贸赤。经歷了百年不遇的危机以后，中国应该对国际贸易失衡原因有新的思考，不能让人民币匯率再被国际金融资本牵着鼻子走，尤其不能让金融资本刻意推动人民币升值预期制造资本流入的机会，制造国内流动性严重过剩，推动资産价格泡沫，制造通货膨胀的货币环境，最后严重损害中国经济。因此，在人民币匯率问题上，我们必须以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以经济实力挺住美欧等国的压力，坚持独立自主的政策，不爲他国左右。另一方面，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反映了中国的国力上升。然而，不论从国内因素或外加因素分析，出口与投资拉动型经济都缺乏可持续性。外需很难再恢復到危机前的水平，农村的富裕劳动力在10年内都会消化完毕，生産成本将加大，基础建设也有到相对「满额」的一天。因此中国经济的出路在于扩大消费，这与改善国民收入息息相关。「民爲邦本，本固邦宁」，中国下一步应该转变思路，增加国民收入，而不是继续GDP增长计划；确立「富民」的发展模式，缓和贫富悬殊造成社会不稳，才是国家百年发展大计，因爲真正的民族復兴，就是广大人民都能分享到国力上升的得益。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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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独立自主的人民币匯率政策

原刊于人民银行季刊《北京征信》

2009-02-28

前言：人民币匯率问题一直爲国人以及美欧等关注，关于此有多方论述。其实分析美欧等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论调，其政治意图显而易见。人民币匯率事关全局，对各国要求人民币匯率升值的要求相对应，我们也必须以国家的整体利益爲重，坚持独立自主的人民币匯率政策。

目前人民币匯率问题又成热点，美国的杂音不断，而欧盟的三巨头在南京又提到人民币匯率升值话题。以美国社会的杂音爲例，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理据是中国对美出现贸易顺差，人民币应该升值，但中国政府人爲操纵匯率，把人民币与美元挂勾，于是保持人民币的低匯率。似乎在说，人民币升值便可以解决贸易失衡问题，减低美国的失业率，甚至房地産泡沫问题。

中国并没有抢走美国工人的职位

美国对华贸易出现逆差，是因爲美国从中国输入更多以前从亚洲其它国家输入的産品（图一）。其中不少出口産品的原材料都是来自其它国家，包括美国本土。温家宝总理曾经指出，中国出口的産品，65%是中外合资或者是外国独资企业生産的，一半以上是来料加工（图二）；出口産品中的许多丰厚利润，都被外商拿走了。

从图二可知，美国进口的中国産品多含美国元素。

事实上，数十年来以来，美国的制造业职位不断下跌（图三），由于産能增加，産量稳定上升，制造业的雇用人数持续下降，就业人口不断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所以不存在中国産品涌入使美国制造业工人失业的因果关系。

中国已成爲美国的第三大出口市场，自2000年起，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金额已增长超过三倍（图四），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其它的主要出口市场的增长率，这些産品及服务均需美国本土提供设计或服务支援，以及原件供应，期间已爲美国制造了不少职位。

美国没有把握竞争优势

如果我们细看中美的贸易数据，便会发现当中的情况并非一面倒的。2007年，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统计，美国的服务供货商（包括银行及财务机构、律师事务所、保险公司、旅游业、商业咨询顾问、电脑、快递、医疗保健服务等）向中国的出口额达美金142.05亿元的服务，而同期的从中国进口额爲仅爲美金 87.91亿，换言之，美国在服务业的贸易盈余便达美金52.34亿！期间爲美国创造了不少高薪职位、投资利润，进一步造就美国的投资市场及就业市场。

然而，美国对本身有竞争优势的産品加以出口限制，2001年，在中国的高技术産品进口中，美国産品占18.3%，而2008年只占不到7%，规模只有8年前的三分之一。2009年5月中国美国商会完成一项「美国出口管制的影响」调查，结果显示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令美国企业损失巨大，每年直接损失的销售额高达几十亿美元。在涉及美国出口许可证的受访企业中，64%表示美国出口管制导致其销售受损，输给他国竞争对手。

美国一方面抱怨对华贸易逆差过大，一方面维持严厉、僵硬的对华出口管制，说明了美国歷届政府主要从「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两个层面，对出口和再出口中国受控物项的最终用途实行许可证管制政策，这都是他们霸权主义的膨胀和冷战思维在作怪。

最近在中国欧盟领导人第12次会晤中，温家宝总理已指出，有些国家要人民币升值，又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这是有失公允的」，限制了中国发展。在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时，温家宝总理便指出中国不追求贸易顺差，希望美国改变对华出口管制政策，提高技术産品出口比重，同时两国应加强在能源、环保、高科技等领域的相互投资与合作，促进双边贸易趋于平衡。奥巴马表示，美方认识到中方在美对华出口管制等问题上的关切，愿采取措施，增加对华高技术産品出口。

人民币升值可能会扼杀全球復苏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指出，由于大部分的中国输美商品在美国国内都不生産，人民币升值并不会使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收窄。从2005年到2008 年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了21%，但并没有使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有所收缩。实际上，这一赤字还扩大了；况且，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只占美国贸易逆差的三分之一，总不能把美国另外三分之二的逆差也怪罪到人民币上。

美国从中国输入的産品，如果不从中国输入的，也会是从其它国家输入的，如日本、韩国、臺湾等，这些地区的生産成本较中国爲高，不买中国出口品或者人民币升值，美国消费者都要付出更高昂的代价，还会遏制美国的消费需求。

稳定的人民币对保持中国出口经济的运转至关重要，由于中国的工业産出外销主要是用美元结算，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会让其它发展中国家超前中国，对出口企业造成的压力，导致失业问题，这些都是中国政府高度关注的事项，而这相应的会将经济的健康传播到其它国家，否则对全球经济不会有什麽好处。

人民币匯率的体制改革

自开放改革以来，人民币匯率制度几经变迁，以求与国际货币制度接轨，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模式，转变爲在外匯留成和外匯上缴体制基础上的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管理模式，然后再转变爲建立在结售匯制上的以供求关系爲基础、市场调节爲主的管理模式。
1994年1月1日起，在前总理朱熔基的金融改革下，当局废除以往的人民币匯率双轨制，取而代之是按供求而定的受管制浮动匯率制度。 1997-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亚洲各国货币大幅贬值，当时，市场即盛传人民币即将贬值；不过中国一是资本账户不流动；二是有可观的外匯储备，因此当局实施人民币币值不贬值，钉住美元的制度，避免了一场亚洲货币竞相贬值的恶性循环，未让金融风暴更形恶化，市场认爲这是中国崛起对国际所作出的首项贡献。

2005年7月21日，中国实施一套根据市场供求状况及参考一篮子货币而定的受管制浮动匯率制度。因此，人民币匯率不再与单一美元挂勾。初期，该篮子内的美元含量应该还在90%以上。这比重其后逐步下降，而每次下降美元兑人民币的匯率也下降，即是人民币兑美元升值。近年来，人民币再加重以美元爲锚的成分，有时甚至全勾美元。

中国坚守自己的匯率政策，也得到「欧元之父」之称的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的支持。蒙代尔指出，由于人民币匯率盯紧美元走势，内地并无通胀压力，毋须在国际施压下让人民币升值。如果升值太快，中国房地産市场会受到很大打击，还会引发通货紧缩。朱熔基总理向世人表明了中国所要採取的同舟共济的态度，他说：「中国的传统道德告诉我们，不要乘人之危，不要以邻爲壑，我们不愿使东南亚金融危机加深，而是想爲东南亚国家作出自我牺牲，我们愿意承担这种困难。」由于人民币挺住而未贬值，导致中国1998-1999年平均每年出口增加率从前两年平均增加11.2%，降爲3.3%，经济成长率同时期也自 9.6%降爲7.7%，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谈到人民币匯率改革的总体方针，人行行长周小川以两句话概括：一是在市场供求关系的基础上实行有管理的浮动匯率制度；二是要完善匯率形成机制，使人民币匯率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

两次金融危机的啓示

对于人民币匯率被操纵的指责，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指出，让货币自由流通不一定是好事。以亚洲四小龙爲例，四小龙的经济表现不及开放资本帐以前的理想，经济环境也更不稳定。过去人们认爲，只要开放资本账户，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就能取得资金，经济就会变得健康。可是，现在却要重新思考这个模式。

资本市场开放过早，在内部金融体系未健全的时候，准许资金自由进出，会给本国经济带来潜在危机。现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很多大型投资基金成立，而这些投资基金可以自由进出体积比较细小的经济实体国家。投资基金每每来得快，走得也快，令到这些国家经济很容易过热，但当基金一走就会令匯率制度崩溃，金融风暴亦由此形成，这也是1997-1998亚洲金融风暴的导火綫。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当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频繁出入的国际游资大约有美金7.2万亿元，相当于全球每年经济总産值的20% ，每天约有美金１万亿的游资在全球外匯市场流窜寻找获利机会。投资基金是游资的重要部分，在1996年底，美国的各种项目基金已近4,000个，控制了美国股票市场半数市值，诱发了亚洲金融风暴。

马来西亚在亚洲金融风暴后对外资及货币自由兑换等方面，采取限制行动，曾引起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的批评。香港在遭到国际炒家大鰐袭击后，动用外匯基金港币1,100多亿元进场干预，击退炒家，稳定股匯市，不过这个做法也招致外界批评，认爲香港违反百年来自由经济的传统。

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声称任何政府干预都是有害的，其实这种论调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才是有害的。事实证明，这些看似有违自由经济的做法，才是真正对地区经济和人民福祉有利的措施。

这次由美国次贷问题演变成全球的金融危机，源自美国的货币制度与金融制度同时出现问题，进一步说明美国标榜自由的思维和管理模式，极可能爲其它国家带来很坏的负面影响。

美国的货币是无锚的，在这制度下，稳定物价的调控主要是调控货币量；调控银根，货币量就会得到适当的操控，因而可以稳定物价。然而，当一种货币在大量国际化、电匯神速的情况下，调控物价的变动便不知该以哪种币量算才对。格林斯潘1990年起转用调控利率的方法来调控美国的经济。利息是一个重要的价格，该由投资的回报率决定，刻意地把利率拨上拨下是价格管制，会扰乱市场的运作功能。爲了赚钱，市场的金融机构利用各种富于想像力的工具，包括国家债券的买卖，来向借款者提供一些几年甚至多年利率不变的合约安排。问题是，如果市场一般对联储利率调控的预期大幅地猜错了，灾难不容易避免。次贷出事起因是利率拨上拨下终于使市场的利率预期大幅地出错。

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说，美国的市场自由缺乏监管，以致当局无法掌握美国金融机构拥有的实际资金情况，这是造成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在1997年暴发的亚洲金融风暴初期，美国高唿要改革金融系统，但实际对改革不闻不问，使经济危机捲土重来。

直到到雷曼兄弟出事后，大家才知道那些所谓衍生工具，借贷与抵押的比率竟然远高于一；而保险的安排把金融合约纵横织合，纠缠在一起；这种复杂无比的金融産品，竟然有政府批准的评级机构维护着。无锚的货币制度失败，在于有关当局逼着要用调整利率的方法来调控经济。金融制度的失败，在于贪婪的华尔街把它弄得复杂无比，而政府监察无力所致。

假自由之名

现代人以爲自由是一种权利，与生俱来，不容剥夺，于是将之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自由主义的前提是承认人的自私和贪欲，并以之作爲经济发展的动力，政府只能在群体自由中对个人自由给予制限，只要对别人自由不造成伤害，个人自由完全是一个开放的领域，并且以人权理论给予支持。这种思考，完全是一种平面切割式的思考，即只制订所谓公平的游戏规则，却并未考虑及在此规则下的个人需要有甚麽内涵，因此在具体运作的时候就会造成许多差异，也就是许多的不公平。政府再加以补救，就会造成执行规则的繁琐和诉讼案件特多，结果更浪费时间、更消耗资源。所以再让道德虚无的资本主义发展下去，便会变成爲了保护人的自由，包括人的原始欲望，而不惜冒牺牲整体利益和社会质素下降的风险。

经济亦一样。自由经济就是让市场调节，以爲市场自有此能力，却忘记了市场只是个机制，真正起作用的是人。人若不是「有耻且格」（见《论语．爲政》，意思是会对不正感到羞耻，愿意归之于正途）的话，一味贪婪、运用专业知识作弊，如雷曼债券，损失的是谁？虽说事后可以投诉或动用法律追讨，但真能追讨回来吗？

曾在亚洲金融风暴大量卖空泰铢导致东南亚各国货币和股市出现骨牌式倒塌的索罗斯，在2009年中接受中央电视台访问，对自己当年的做法，令区内人民一穷两白的后果，坚称没有做错：「我在金融市场投机，是按照通行的规则来做。如果禁止的，我不会投机；若允许，那我便会继续，而我实际上只是参与者，一个金融市场的合法参与者，有关行动无所谓道德不道德。」

可是，法律是低层次的道德，道德是高层次的法律，司马迁比较两者爲「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报任少卿书》），法律只能在伤害造成之后对犯事者作出惩处，同时也只能在所知的范围内禁止人作出有伤害性的行爲；当法律的发展滞后于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便很容易让别有用心的人钻法律空子。因此，无论从事甚麽活动，经济也好，政治也好，离开人的素养，一定沉沦向下。

结束语

攻击别国货币匯价偏低是政治家惯常手法，日本曾深受其害。整个1980年代，G7皆在攻击日圆偏低，最后日圆大幅升值了，结果只造成日本经济一蹶不振二十年，美国的外贸赤字却继续扩大。这次美国又改爲攻击人民币匯价偏低，人民币如大幅升值，只会摧毁中国出口竞争力，也改善不到美国贸赤。

经歷了百年不遇的危机以后，中国应该对国际贸易失衡原因有新的思考，不能让人民币匯率再被国际金融资本牵着鼻子走，尤其不能让金融资本刻意推动人民币升值预期制造资本流入的机会，制造国内流动性严重过剩，推动资産价格泡沫，制造通货膨胀的货币环境，最后严重损害中国经济。因此，在人民币匯率问题上，我们必须以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以经济实力挺住美欧等国的压力，坚持独立自主的政策，不爲他国左右。

另一方面，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反映了中国的国力上升。然而，不论从国内因素或外加因素分析，出口与投资拉动型经济都缺乏可持续性。外需很难再恢復到危机前的水平，农村的富裕劳动力在10年内都会消化完毕，生産成本将加大，基础建设也有到相对「满额」的一天。因此中国经济的出路在于扩大消费，这与改善国民收入息息相关。「民爲邦本，本固邦宁」，中国下一步应该转变思路，增加国民收入，而不是继续GDP增长计划；确立「富民」的发展模式，缓和贫富悬殊造成社会不稳，才是国家百年发展大计，因爲真正的民族復兴，就是广大人民都能分享到国力上升的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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